湘质朴少文而长于吏事，历任边部，所至必广储蓄为备豫计，出入军旅间，颇着能名。173先自京辇茶至榷场，最为烦扰，又多所损败，湘建议请许商旅缘江载茶诣边郡入中〔一〇〕，既免道涂之耗，复有征算之益。又威虏、静戎军，岁烧边草地以处南牧〔一一〕，言事者又请于北寨山麓中兴置银冶，湘以为召寇，亦奏罢之。
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，一置禁中之龙图阁，一置后苑之太清楼，以备观览。（此据本志，实录但云写一本置禁中，不及龙图阁也。东京记云大中祥符初建龙图阁，据此则咸平初，阁已建矣。）
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曰：
臣闻皇天无亲，王者无私，上下合符，有如影响，若王政缺于下，则天谴见于上。窃惟陛下受先帝之顾命，膺兆民之乐推，大孝彰闻，小心畏谨，动遵礼法，不愆旧章，所宜得天心，获嘉应。而践阼以来，二年之内，彗星一见，时雨再愆者，岂非凶丑未尽服，政令未尽顺，天所以示兹警戒也。
夫灾变之来，必以类应，故彗星见者，兵之象也，时雨愆者，泽未流也。今北狄未宾，西羌作梗，荆蛮有猖狂之寇，江、浙多饥馑之民，虑其来犯边陲，变为盗贼，蜂屯蚁聚之众须俟讨平，鼠窃狗盗之羣亦劳逮捕，此彗星之所以见也。自即位肆赦，临朝听政，覃恩宥罪，施惠及物，然未尝蠲免残租，许行榷利，山海之货悉归于上，酒税之饶不流于下，元元之民未尽蒙渥泽，此时雨之所以愆也。陛下宜深维二者之所以然，设备以御之，修政以厌之。不然，则事有可虑者。圣朝享国四十年，括地一万里，经营非不久，统御非不众，而治或未至，政或有阙，意者，法术、制度尚有可改而更张者乎？臣虽不敏，辄敢条奏其事。
臣闻农者国之本也，其利在粟多；兵者国之命也，其功在战胜，此两者存亡所系也。173方今患在农少而粟不多，兵多而战未胜。农少则田或未垦，兵多则用常不足，故储蓄空虚，而聚敛烦急矣。民利尽归于国〔一二〕，国用尽入于军，所以民困而国贫也。周公之制，谷积九年，此尧、汤水旱而民所以无饥色也。今郡国阙三年之粮，贫民无终岁之食，稼一不熟，则有饥死者，军储自赡不足，何暇赈之乎？且地方百里，每亩收粟一斛，岁计得粟五百四十万斛，今甸服之内，凡方百里者百，所得曾不能供足军食，而区区运粮于江、淮间，终岁所得不过百里之出者。由是而论，有以见农政之不修也。臣愚以为宜省徭役以宽其力，驱游惰以增其众，男悉心于畎亩，女尽力于蚕桑，种必刈获，养必纺绩，不出数年，自然家有余食，而人有兼衣矣。贾谊有言曰：“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。”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怀敌附远，何招而不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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