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哲宗元佑四年九月尽其月。173
九月戊辰朔，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：“臣近论安焘不签书枢密院所记亲闻圣语，却收藏不出，不书于时政记，乞特遣使问焘取索，降付枢密院，并乞付实录院书于元丰八年实录。臣伏闻枢密院已于安焘处取到元记圣语，即未蒙降付史官。臣伏见吕公着奏，以王安石、吕惠卿有构造诬罔之言，辄修改舍人已行词头。韩忠彦奏，父琦有定策之功，而先朝箧赏至和中执政之臣，皆蒙降付实录院，依所奏施行。公着止是为人诬以语言，忠彦止是为其父功业不明，犹不能已，各有辨别，免使后世疑惑。伏乞陛下以社稷之计，宣谕执政，事体至重，实系久远，与公着、忠彦所论事理大小不同，若不书之史册，明示万世，则无所取信。臣伏惟陛下所以宣谕执政大臣，盖以中外具知本末。安焘备位枢密，新承德音，乃敢隐匿，不肯书载，此必包藏奸慝，别有所在。伏望圣慈深察，早赐降付实录院，并三省所闻圣语，亦乞指挥备录付院，一处相照实录编修。”
祖禹又言：“实录院昨准吕大防关送到元丰八年春季门下省时政记节文："二月二十九日，三省、枢密院诣内东门进牓子，入问皇帝圣体，面奏欲望早建东宫，又奏太皇太后权同听政。"臣窃谓三省、枢密院不应一时进言，必止是一人独奏。据时政记所言，有此未明，须得昨来圣语宣谕当时事实，三省、枢密院所记圣语文字一处照修，乃可传信，及枢密院关圣语送实录院。”
祖禹又言：“臣窃详安焘自五月二十二日亲闻圣谕，即合以其日记录付时政记房，就使未可，亦不过三二日间可以了毕，不应迁延日数。至七月七日，焘方丁母忧，若言当母病时，有所不及，则焘在七月六日视事如常，既丁忧后，亦合以文字还枢密院。今却藏之私家，至八月中，累次取索，方肯将出。此乃焘意欲隐没事实，使时政记漏落不载，则无可考据。且天下之人具知太皇太后为社稷计，不得已而临朝，皇帝以先帝长子嗣位，事理明如日月，谁有间言？而蔡确之党妄称定策，陛下因语及确，故有宣谕，非藉一焘发明圣功。而焘乃稽留训言，不即记录，怀奸不忠，废事不敬，其罪有五：亲承德音，藏匿文书八十余日，其罪一也；上背君亲，下党奸恶，阴与蔡确为地，其罪二也；陛下以焘为可信，而焘不以诚信事陛下，其罪三也；陛下更张庶政以来，焘每事异议，沮抑圣志，陛下欲修复祖宗旧政，焘乃欲固守王安石新法，其罪四也；陛下以高官厚禄养焘，以异恩优礼待焘，始终不衰，而焘终不感圣恩，欲以奸意疑惑中外之人，其罪五也。臣尝言焘若得志，必引小人聚于朝廷，他日害国政者必在于焘。焘之意趣，众所共知，今于记录圣言，其迹状如此，岂可略不加诘问？伏乞罢焘起复，明降指挥，俟服阕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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